北朝中的“唐法”滥觞——盛唐颜真卿等楷法的根源

清人梁巘在《论书帖》中有言：“晋尚韵，唐尚法，宋尚意，元、明尚态。”这是我们现在讨论断代书法史时“尚韵”“尚法”以及“尚意书风”的理论由来。

关于“法”的讨论，唐代已有诸多书论冠以“法”字，如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所选编校点的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中所收唐代书论欧阳询《三十六法》、李世民《笔法诀》、张怀瓘《论用笔十法》、蔡希综《法书论》、颜真卿《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》等，而唐以前书论名称中带“法”字的，只有梁武帝萧衍《观钟繇书法十二意》，唐以后，尤其到宋代则鲜有书论以“法”冠名者。虽然仅从一册“选编”中看到，但足以窥一斑而见全豹，这也显示出对“法”的认识及理解在唐代书法中的重要程度及侧重程度，而其前、后代则不然，故梁巘说“唐尚法”，亦是由来有自。

沙丘城造像碑 北齐

朱关田认为，唐代书法“宗派所变，流风陶染，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其他书体，无论行、楷、篆、草，也并趋适从，自精谨而茂逸，变清健而圆劲，不数年而形成盛唐气象”， 其中的“盛唐气象”即我们理解的“唐法”，也就是盛唐的书法。唐人对于“法”的讨论，大致分用笔之法与结构之法两个主要方面，且他们在这些方面对“法”的探讨也达到了很细微的程度。“唐法”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其楷书，现在我们称其为楷法。楷法，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，包含结构之法、用笔之法等。此外，还包含在其他书体中所具备的雍容、正大、饱满的艺术风格特征。

“唐初楷书，用笔劲挺，大抵用二王行法。至盛唐，始参见篆隶笔势，渐见雄健。尤其徐浩、颜真卿一出，有唐气象遂箴完善。”在朱关田看来，“有唐气象”即盛唐时期的书法风格。从颜真卿、徐浩的风格来看，有三点：一是用笔中带篆隶之法，二是结构上平正宽博，三是在气息中雍容浑厚。然而这种盛唐的书法风格是如何形成的？他认为：“唐代真、草之嬗变，自劲拔而趋厚硕者，启之于张旭。”而颜真卿、徐浩均曾问学于张旭，也就是说，“有唐气象”，自张旭始。据张彦远《传授笔法人名》所录，李阳冰、徐浩、颜真卿传自张旭，张旭传自陆彦远，而陆彦远上追，则可到二王乃至“神人”，然而这只是古人整理的书法传承的“道统”的一个层面，而古人的这一判断，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的。其实，承载盛唐书法的“唐法”，在北朝时期，即已得露端倪。

从楷法结构角度看，北齐天保八年（557年）的《赵郡王修寺颂》，河清三年（564年）的《沙丘城造像碑》以及《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》等，受篆隶影响，整体较为平正、宽博，大异于北魏成熟的楷书风格，尤其《赵郡王修寺颂》，不论是其结构，还是线条，均与颜真卿书于大历六年（771年）的《麻姑仙坛记》毕肖，但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，则是颜真卿的《麻姑仙坛记》毕肖于北齐的《赵郡王修寺颂》。对于两者的相似，不能武断地判断颜真卿学过此碑，但也不能无视两者的联系，且立足于历史层面上来看，两者的对比与联系并非孤例，如《沙丘城造像碑》与《颜勤礼碑》，在单字上，更是如出一辙。

颜真卿书法，早先就学于母族殷氏一门。殷氏为书法世家，精于篆隶，而颜氏则是自南朝以来，由北齐而入隋唐，一直是未曾中断的世家，其中尤以文字学、书法传家。颜真卿在其《草篆帖》中写道：“自南朝以来，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。”因而在这样的家学环境下，颜真卿对书法的认识，必然是基于篆隶之上的。与颜真卿并称“颜徐”的徐浩，在书史上亦享有大名，且其书法亦出自家学。精于“草隶”，且有八分书《张庭珪墓志》传世，其楷书更是被朱长文称为“妙之又妙者也”，按唐人追求“正统”的习惯，无论书法从何处而来，必云学“二王”、自“二王”出，方显出身高贵，故而对徐浩推崇备至的朱长文更认为他“少而清劲，随肩褚薛；晚益老重，潜精羲献”，但不论是颜真卿，还是徐浩，在其成熟的楷书代表作中，我们看到的，却更多地带有北齐楷书的烙印。

从近年出土的北齐天保九年（558年）朱书《囗珍墓志》原迹来看，其用笔厚实、笔锋劲健，直与唐玄宗之《鹡鸰颂》相颉颃。又北齐之岗山刻经、隋开皇十三年（593年）所立之《曹植碑》，在楷书的捺脚中，呈倒鹅头状之缺角，在颜真卿及其后柳公权等大家中，成了标志性的用笔，而这种类似用笔的动作，米芾称其为“挑剔”，并以此认定颜柳为“后世丑怪恶札之祖”。如此看来，米芾实是冤枉了颜柳及盛唐的一大批书家。初唐及初唐以前的大部分楷书，多为瘦劲的中、小楷，以当时毛笔大小及用笔习惯，在书写捺脚时，多为中侧锋交替运动状态下平脚捺出，而在书写尺寸较大而笔画又较为肥硕的楷书时，同样尺寸的毛笔，再这样写，就行不通了，唯一的办法是写到捺脚时，进行一次或者数次的调锋、蓄力，最终才能将捺脚收尖。颜真卿、柳公权等盛中唐之后的书法家在处理此一笔画时所采取的方式，大率如此，而北齐时期的大字刻经及多数碑刻，则早已如此，只是不成规模而已。盛唐的书法家，并不一定直接师承、学习过北齐的书法，但立足书法史发展的角度，某一书法风格、书写方法的出现，并非在当时即形成潮流，可能会引领当时风气，可能会很快消亡，同样也可能会在某一时代再度兴起。

颜真卿“崇重浮屠之说，本出自家教”，且颜真卿佞佛，多“探访胜迹，撰文纪颂，写经书赞，刊石传布”。当时，或许可以得见北齐的诸多刻经等传世碑刻，且其早年外任为官时，多居北齐故地，所存北齐遗刻亦多。在这方面来看，其当时所处环境或可有助其楷书风格的形成，或有助北齐的“齐法”在书法史上传承、延续而不致湮灭。

书法史发展至唐代，诸种书体及书体中最主要的几种风格均已成熟，且大致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，如早已成熟的秦小篆、汉隶等书体，进入唐代也经历了一场唐人的改造而最终走向模式化，这似乎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“唐法”。因而察诸唐以后的书法史，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，书法是在之前固定下来的几种书体基础之上的风格变种，此后再无新的、成体系的书体出现，有的只是在风格上的出新。而承载着盛唐书法的“唐法”的依据以及由来，也正如初唐楷书承隋而来一样，其根基仍不在唐，而在北朝，盛唐只是给了“唐法”一个土壤，自己的根还是由前代延续而来的。

（作者系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中国书法篆刻学院院长助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