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花押中的禅宗美学

在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宋代，花押作为一种兼具防伪实用功能和审美艺术表现的“个性签名”而广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。与此同时，禅宗历经晚唐五代，逐渐发展成熟，并在宋代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归所，其中蕴含的美学理论和审美情趣对中国古典审美造成了巨大冲击，这种冲击体现在绘画、诗文、书法、园林建筑等各个艺术领域。花押的设计与审美也应自觉不自觉受到禅宗美学观的影响。

“花押指文书或契约末尾签字或署名下方所画的特殊私记符号”。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称：“古人花押所以代名，故以名字而花之。”作用上类似现代人的花体签名。设计元素不仅局限于文字，有时也图文交叉使用，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：有重叠、连断、变形、夸张等。作用是消解文字本身的特定含义，形成类似抽象图案的个性化“符号”。这种介于文字与图画之间的“符号”，同时兼具了两者的审美价值。宋代最有名的花押当属宋徽宗的“天下一人”（或译为“天水”），通过字形的拆分重新组合，使得原文字的基础框架还在的情况下，多出了一种图像审美，具有了多义性。

禅宗经过六祖慧能的改造为世人所普遍接受，并在唐代得到繁荣发展，到了宋代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更是受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，在文化艺术上，通过上层统治阶级以及文化圈的士人首先提倡，而后蔓延至整个社会，宋代学者周必大曾说：“自唐以来，禅学日盛，才智之士，往往出乎其间。”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，哲学与艺术并行的时代已经到来。

《草书千字文》局部 北宋 赵佶

宋徽宗的花押大体构成是最上一个独立的小短横，下面有一长一短两条斜线相交于一条横划的中间。构思巧妙，极尽简约，笔画的共用，字形的变形，与其说是文字，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标志或图案，并且，不同于机械化的复制，在不同的题画上，花押都会根据不同的章法加以改动，造型或长或短，笔意或方或圆，极富变化性。从单纯的文字识别上看似乎这种设计会对文意认读造成障碍，但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，无疑是别有意趣的。

花押本身可作为独立的个体，具有独立的审美追求。在花押的设计过程中存在两方面问题：一是主体的意趣与传达，一是客体的识别与欣赏。徽宗皇帝的花押，通常被世人解读为两种含义“天下一人”和“天水”，学术界对二者哪一个是正确的识读并没有定论。禅宗美学对花押的审美含义作出了解释。

禅宗的各种流派，共同点都是强调“悟”，尤其是慧能的“顿悟”说，可以说是禅宗美学的关键所在。其中所包含的“离相无念”“自性顿现”“法由心生”等内容，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变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“悟”是在“隔”的前提之下产生的。也就是花押所呈现的含义并不直接外露，故意“隔”了一层，模糊而含蓄，要通过“顿悟”的过程，给出自己的答案，瞬时产生美的感受。

黑格尔说：“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。”同样的道理，由“顿悟”所达到的精神的解脱，也必然带有审美的色彩。禅宗美学追求的精神境界是绝对的自由，强调自身的感受，呈现出内倾性的特点。主体意愿未必然，而欣赏客体未必不然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受。

对于花押的欣赏，观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。花押并不呈现更为确定具体的概念，这就使观赏审美感受中的想象、情感、理解诸因素由于未引向固定方向，从而更加宽泛和自由。这样的花押具有更为丰富的多义性，给予人们流连观赏的时间和愉快也更持久。“愈进化愈高级的艺术，所凭借的物质材料愈减少”，禅风意趣以少涵多、映照宇宙万千的手法，浓缩着禅宗美学中重自然、重象征的意境之美。宋徽宗“天下一人”的花押极尽简约之能事，以少到不能再少的笔触“芥子纳须弥”，构造了一个意象繁多、空灵飘逸的个人符号，正是对这种意趣的追求。

元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，出现了方便办公、以花押入印的新形式。明代的花押继承了宋代花押化繁为简、一押多意的思路，《大军帖》末尾的“朱”字花押便是一例。崇祯帝朱由检的花押印，分解可得“朱、由、检”三字，其设计以叠加、简省为主要手段。之后的明末清初，改朝易代之际，民族矛盾尖锐。画坛“四僧”之一朱耷，是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。早年经历国破家亡之痛，心情抑郁，从此装聋作哑，佯狂垢污。晚年弃僧还俗后，始用“八大山人”署名题诗作画，四字连缀写成，根据观者阅读连断的不同，会出现“八大山人”和“哭之、笑之”两种不同的文字解读，而单独从图形符号上看甚至像一张哭笑不得的表情包。在他的大写意花鸟中，鱼鸟无不翻着白眼，表现出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忧愤与煎熬。配合“哭之、笑之”的花押，两相配合，像是为他的画做的一个注脚。

宋代的花押，在城市经济繁荣发展，贸易合同、政府文书防伪需要等政治经济因素和文人自我意识的空前高涨，个性化追求强烈等文化因素的催生下，同其他艺术形态一样，在潜移默化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禅宗美学的影响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并一直延续下去。

作者：杨惠荃

转自中国文化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