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籍拍卖25年

到今天为止，有记载的古籍流通史大约有3000多年，拍卖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。在拍卖出现之前，图书的流通手段基本上是类似的，就是直接的买家与卖家接触，买卖方式不外乎摆在门面或者私下交易。近代产生拍卖之后，书籍，尤其是所谓古籍、古董书的流通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

宋拓黄庭经

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之一

原石久佚，王羲之书。此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本为一石所拓，为宋拓单刻帖。后代多以此刻翻摹，见《明停云馆帖》中存。此本原为明王宠、陈淳旧藏，民国间归裴景福壮陶阁，又归广东李启严，后见于1992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，安思远以9.9万美元所得。

中国古籍拍卖的历史

从世界史来看，拍卖业起源很早，但真正形成于18世纪的欧洲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当今世界上最早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两大拍卖行，一个是索斯比（又译为苏富比），另一个是佳士得，都是从古籍开始的。

18世纪，英国有个大书商叫塞米尔·贝克，当时是英国最大的书商。1744年3月11日这一天，他在伦敦考文特花园酒店组织了一场拍卖会，拍品全部是图书。这批书是约翰·斯坦利爵士的，当初拍卖并不像今天这么规范，从低往高来加价，直到最后没有人再加价了，书就归出价最高的人。塞米尔·贝克用10天的时间拍出去457本书，拍卖金额为876英磅。这个英国大书商去世以后，个人财产全部留给他的侄子约翰·索斯比，约翰用自己的名字来给拍卖行命名，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第一大拍卖行索斯比（苏富比）的来由。

今天艺术品拍卖在国际上已有200多年历史，但古籍拍卖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。古籍拍卖相对于字画、瓷器而言，古籍拍卖一直是艺术品拍卖范畴中的小众。古籍虽然是拍卖行的起源，却没有从市场价值的角度走到今天的最前列。

真正以古籍为拍品的第一场拍卖会，是1993年9月22日中国书店做的，当时的叫法是“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”。拍卖目录没有图片，印得也很简陋。这第一场古籍拍卖，并不规范，这时候的中国书店实际上还没有成立自己的拍卖公司，所以严格来说属于一种竞买会的形式。分类也很特殊，共七大类，即1911年以前出版的古籍、清朝的奏疏及国书、民国时期的旧书及期刊、伪装书、解放后的旧书、国外版的旧书、旧唱片，这种分法跟今天的拍卖公司截然不同。这场拍卖应该说是中国古籍拍卖的雏形。

国内第一场正规的古籍拍卖是1994年秋天的嘉德古籍专场。同时也从这年开始，形成了每年春秋两季大拍的做法，直到今天。国内其他拍卖公司也基本按照每年春秋两季大拍，中间再穿插一些小拍中拍，古籍拍卖从此开始走入一个规范化的状态。

拍卖推翻上千年的藏书定式

拍卖出现之前，不管是私人藏书还是公家藏书，除了自己印、抄，得书的渠道不外乎从书店、私人手里购买，或者是捐赠，从古到今没太大变化，而且价格是私密的，不为外界和大众所知。而拍卖则使古籍交易的价格公之于众，成为可以共享的信息。

拍卖刚出现的那几年，古籍拍卖的估价和底价，比当时的市场价格平均贵8到10倍，所以最初一般的买家都不认可。我跟图书馆界的朋友聊过天，在1993年和1994年，他们都认为这个价钱不能接受，因为那会儿图书馆经费远不如今天充裕，所以图书馆基本不参与拍卖这个行当。

但是一段时间后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，随着价格的升高，当时的很多好书逐渐集中到拍卖行去了。为什么产生这么一个结果？后来冷静地想了想，觉得有我们特殊的原因。1949年解放到1954年公私合营，大量古籍归了一些公共图书馆，但1957年之后，尤其是到1966年之后，基本上公家买书也就很少了。那会儿书店有收购功能，他们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古籍库存。后来一旦放开以后，这些库存大量地出现在市场，那些价钱按今天看来，可以称之为“贱烂如泥”。

拍卖场的价格远远高于图书馆的收购价、书店的收购价，私人藏家突然间发觉还有这样一个卖书的渠道，就把当年“文革”中抄家退赔的一些书，当然指的是善本类的，大部分给了拍卖行，这样拍卖行就变成好书的集散地。买书者也在调整心理，比如说我慢慢地意识到，市场上的拍品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，你不认可没关系，只要有别人认可，这就叫市场，就像黄裳先生的那句名言：想得好书的唯一渠道就是花大价钱。从1995年、1996年开始，拍卖逐渐成为古籍买家得书的主渠道。大约在1996年左右，国家图书馆（当时叫北京图书馆）的善本部也开始关注拍卖场，印象中当时国图善本部的李致忠先生就曾带队到预展去看展品、参拍。图书馆界终于意识到拍场是图书馆补充馆藏的渠道之一。

宋拓群玉堂帖本千字文

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之一

原石久佚，为宋韩侂胄所刻丛帖，计十卷。传世无全本原刻，见有翻刻。此册为全帖卷四，宋拓孤本，无相同卷次流传。另有其他卷次分藏故宫、吉林等博物馆，皆残本。此帖宋印，又归明文征明，历代著录，流传有序，民国时期经谭敬、陈仁涛收藏，又归李启严；李氏所谓“群玉斋”即此。谭、陈二氏印见于其藏宋拓孤本柳书《神策军碑》中。此本之珍贵，其为此刻帖唯一单卷全本，故可单作一帖而存。此本后见于1992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，安思远以31.9万美元所得。

在市场的逐渐形成及价格的不断调整中，不管是私人藏家、公共图书馆，还是其他买家，都逐渐把拍卖视为一个重要的得书阵地。卖家也认为这是一个能将其收藏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，买卖双方共同找到了拍卖这个中介。我们的古籍拍卖虽然只有这么短的一段历史，但它彻底推翻了上千年来得书的思维定式。今天，随着拍卖行业的深入和发展，很多拍卖公司意识到了市场的潜力，纷纷开辟古籍善本专场，这些举措在中国书籍的流通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书以稀为贵

古籍有一个特点，是它的有限性。

从投资或者收藏的角度来讲，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物以稀为贵。比如某书是“孤本”，代表了稀有度、珍贵度。古籍的稀有性让买家蜂拥进入这个行业，他们把它形容为一口可以舀干的井。虽然我们说有上千万册的古籍留存至今，但实际上这里面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各大公共图书馆。馆藏的古籍肯定不能进入市场流通，即使馆际之间的流通。

就今天的情况来看，古籍拍品的质量下降速度很快。数量是越来越大，质量是越来越降，价格是越来越高。比如说一部明版书的价钱，如果说以前三五万，现在平均上涨了十倍。

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，是古籍收藏和其他门类不同的地方。字画和瓷器的换手率都很高，而古籍收藏毕竟跟文化的关系更直接，往往买家买到之后放在家里头不拿出来。很多古籍藏家，喜欢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除非有重大变故，才会拿出一些东西。好的一面，是起到了市场稳定剂的作用。坏的一面，就是容易使市场枯竭，市面上没有好的货源。

宋拓十七帖文徵明朱释本

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之一

为王羲之草书信札的汇帖，因卷首有“十七”二字而得名，原墨迹早佚，现有刻本流传，共二十九帖。传世《十七帖》当以唐弘文馆本系统为最佳，较为真实地再现了《十七帖》原卷之貌，其特征为文末有“敕”字及题记。其馆本系统中，当以文末题记“僧权”二字半刻本为优。此本为十七帖最为著名之版本，是“僧权”二字半刻本，其传承有序，历代著录，原为元赵孟頫旧藏，知此当宋拓无疑；1994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，安思远以6.6万美元所得。

古籍拍卖的意义，我认为好处首先是使人们正视古籍，认识到古籍的价值。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，上世纪80年代，在山东一个老乡家，从做鞋底的鞋样儿中找出了一本《永乐大典》。如果知道国图刚花了八百万买了一册《永乐大典》，我想他肯定不拿来做鞋样子了。拍卖对古籍是一种间接的保护，让人们知道古籍的价值，开始珍惜它。虽然我们不可以用贬义的话来说叫“小人喻于利”，但是对于市场而言，利益的驱动确实很有用，没有人会再把一个有着巨大经济价值的东西毁在自己手里。

第二个意义就是促进了流通，尤其促进了文物的海外回流。像上图买到了翁同龢的收藏，这是很重要的事件。比如国图现在买到陈澄中的收藏，对提升国家的文化财富有极大的作用。又比如上博买《淳化阁帖》的宋拓零本……这一切都是源于拍卖。

只会买贵少有买假

相对而言，各艺术品拍卖门类中间，假货最少的就是古籍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一个是古籍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真正的价位。我们可以从古人的一些成交纪录中看到，在古代的各种艺术品中间，一些古籍的价格属于最贵的一类，远远高于瓷器字画。第二个是古籍难以造假。字画造伪古已有之，而古籍因为造假成本太高，不利于赚取暴利。一部书首先得从造纸开始做，造古纸有很大费用，从牟取利益的角度来讲，这么多的纸能造出好多张古画来，但如果伪造书的话，可能只能造出一本，而古画的利润要远比古籍高。所以他得了古纸，没必要去造古籍。更何况伪造古籍还需要老墨、雕版，一系列工本下来，远远高于可预期的利润。今天能见到的古籍伪品，大部分是古人所为，这些所谓的造假，也只是以明充宋，撤序撕跋，或者更改卷数等等。当然我所说的伪书是从版本角度来看待，并非古人从思想内容上伪撰一部书，那是另外一个学术范畴。

古籍这个门类逐渐受到一些投资家的追捧，第一个原因，他们把这一块视为价格洼地，跟古人相比，古籍与其他艺术品价格倒挂；第二个原因，几乎没有假货，只会买得贵了或便宜了，不太可能买假了。古籍这个行业因此进来很多投资家，我们在这儿不去评论这个事情的好与坏，只说这件事情对市场的影响很大，在利益驱动的情况下，能看到古籍的文物价值。大家知道，按照善本标准“三性九条”的定法，古籍有自身的学术资料性和文物价值性，还有它的艺术代表性，作为投资来说，他们就只看它的价格因素。这一点对市场冲击很大，但是无可避免，因为在一个商品社会，我们无从甄别哪些人是收藏，哪些人是投资，哪些人是投资和收藏兼顾，这些不是我们所能管得了的事情。

转自美术报